自2020年以来周易免费测公司名称吉凶网，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提到“国之大者”，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对它了然于胸、心中有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周易免费测公司名称吉凶网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那么，“国之大者”究竟是指什么 ？它的历史源流和当代发展又是怎样的呢？

一、《道德经》“国中有四大”的政治思想

“国之大者”的“国”指国家，“之”为助词，“大”意为根本，“者”代指事物。它所指的是国之为国、治国理政的根本所在，诸如国本、国体、国是（重大国策）等。历史上，中国人很早就对国家兴废之道进行过诸多讨论。现在人们在追溯“国之大者”的典故来源与历史内涵时，一般会习惯性地从组词的相似性出发，联系到《左传》《孙子兵法》中所记载的相近字词。如《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载刘康公说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以及《孙子兵法·计》所载孙武说的“兵者，国之大事”等。不过，《左传》等古籍里说的“国之大事”主要指国家需要重视和处理的部分重要事务，未能完全揭示“国之大者”所蕴含的深刻思想。

在中华文化经典中，最早较接近“国之大者”这种精炼表达，并赋予其深刻内涵的当推老子的《道德经》。《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说“国中有四大”“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相关内容正是在论说国家根基，其中的“四大”各自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深刻的政治思想内核。

“天”，古人指在上的轻扬之气、日月星三光等。同时，太阳东升西落，月盈月缺，斗转星移，它们不断变化，周而复始，这些又直接与时间相关。因此古人也常说“天由四时成”，四时指立表测影中日影最长、最短以及中分的相应情况，所对应的就是历法里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四日，以及由此区分出来的四季，它们也与日月星一样，健行而永无停滞。故孙子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孙子兵法·计》）即“天”的深层内核特指时间。以此为基础，它又代表着一切事物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从国家层面而言，任何一国都是建立在特定的时间中，不可能脱离具体的历史与时命。

“地”，古人指在下的混沉之气、无涯的大块等。同时，古人又说“地由五行成”——大地由金、木、水、火、土等五元素构成。因此，大地在具备广袤无垠特征的同时，各处又具有截然不同的风情物候。那么对于身处具体位置的个人、族群、邦国而言，“地”既是那个厚载万物的庞然巨物，又指无限中相对有限的地域。正如汉字“国”寓意裂土封国，以戈矛护卫。一个邦国总是建立在一定的国土之上，也因此有了自身独特的地理与地域特征。

“道”，即路，指万物所在、所行的路径。包括上至日月星辰所运行、下至江河湖海所流转、中及芸芸众生所奔走的种种道路。在老子看来，道路之所以为道路，是因为它“虚无”“处下”，也正因此才能容万物，并使万物行于其中。只要是物，都身处、行走在特定的道路中，国家亦然。不过，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道：大国有大国之道，小国有小国之道，春秋诸侯国也是各有其道，因此说“道可道，非常道”。国家都要重视自己所处所走的道路，不然会成为迷失者。《道德经》则劝诫国家走大道、正道，不要想着走巧径、邪路。

“王”，指人，更指打通天、地、人三才的人群领导者。在早期的中华文化经典中，“大人”“圣人”等原指有德君主。《周易·文言传》注解“乾卦”的九五之爻，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里的“大人”本义就是指依从规律治国理政、实现国家和谐发展的最高领导者。王，就是这样的“大人”，他“以百姓心为心”，遵从自然之道，安邦定国，治平天下。

简而言之，老子说的国家四大根本支柱在于它的历史与时命、地域与经济文化、正确的发展道路，以及通达而坚定的领导者。

二、“国中有四大”思想在历史上的体现

老子的“国中有四大”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治国理政历史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提升，可以在其前后的诸多历史典故与中华典籍中获得呈现和印证。

天（时间、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国以史立，以时兴。中国人很早就有了历史理性，积极记录国家历史。上古三皇五帝事迹见于“《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昭公十二年》），后世尧、舜、夏、商周之事则载录于《尚书》《春秋》等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下与未来，在国家重大问题上做出合理判断与选择。《礼记·礼运》里记载孔子在讨论“大同”与“小康”理念时，涉及了他对历史与现实的看法。他说对于身处春秋时期的中国人而言，尧舜时代的大道通行、天下为公的“大同”，虽然美好，但已成历史，而夏商周以来的大道隐退、天下为家的“小康”虽有不足，但却是历史的选择与现实的基础。且在商礼与周礼之间，他也选择了更切合当时社会现实的后者。荀子在谈论国家治理时，也指治国者应通观历史与现实，当自觉“法后王”——即有道君主治国，论大道与精神则止于尧舜禹，论礼乐制度则取法周代以来新近君主，更具体的条例则因地制宜（见荀子《非相》《王制》《正名》等）。至于法家商鞅、韩非子等，对“法后王”的强调更胜儒家，自不待言。

国家治理对国土、地域的重视，也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左传》载晋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曾流亡在外，向野人乞食，但对方只给他一把土块。重耳恼羞成怒，欲鞭打对方，臣下狐偃却以“块”为大物、寓意上天赐其国土而劝解之。重耳听言，转怒为喜，接受土块，以之为宝，车载同行。联系这段典故的更多背景，我们可以知道当时重耳一行流亡在外，漂泊无依，沦落到要去蛮族之所乞食的境地，对方叫他“吃土”，的确有轻蔑、羞辱之意。但狐偃知道他们势单力孤，不可得罪对方，于是找了句漂亮话哄重耳离开。虽然这是狐偃的老狐狸做法，但它之所以能起到安抚宽慰的效果，在于人们本就将土地与国家绑定。国家建立在具体的土地上，也就意味着它必然是在无涯大块的某一地域之中。因此，高明的治国者必须知全局，只有这样才能把握自身的一域。如西汉早期，汉武帝面对汉匈局势，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完成中华历史上著名的“凿空之旅”，使汉朝人得以全面了解自身与匈奴所处的地域关系。汉武帝以及之后的几代君主以此为基础，积极联络地缘政治板块上的其他邦国，为最终取得对匈奴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国家发展道路，历来是思想家们关注的焦点。先秦时期，道家、儒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都提出了自己的建国方略、治国理念。最终，秦国采用了法家主张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并一统天下。这个模式在经历过汉代的调整与消化后，最终成了传统中国的基本国家遵循。

国家领导者对于邦国兴废的作用，自是不言而喻。古人常将他们比作牧羊人等。中华典籍对三皇五帝、尧、舜、禹、商汤、周文武等国家优秀领导者的称颂、赞誉，随处可见。在传统的治国为政理念里，除强调领导者要“以百姓心为心”外，也强调人民对国家领导者权威的维护。后世评价齐桓公、管仲时，认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最大功绩在于“尊王攘夷”。孔子曾感叹：“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即指如果没有管仲劝诫齐桓公贯彻尊王之道，中国将失去首脑与核心，四方将陷入混乱，乃至被外敌侵扰，亡国灭种。

老子的“国中有四大”思想影响甚大。后来孙武将它转化运用到考察他的“国之大事”——兵争问题上，他说，考察兵争，“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孙子兵法·计》）。相关体系只是将论述对象由“王”转为与军事相应的“将”，并外加涉及军队组织、编制与管理的“法”而已。此后，《道德经》的相关内容被不断形而上化，内涵变得更为丰富，甚至玄虚、缥缈，但政治思想本义始终是它的底色，影响深远。

三、“国之大者”对“国中有四大”的接引与发展

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所凝练的“国之大者”对这些优秀传统文化有所接引，并做了重要创新发展。如果将“国之大者”对应“国中有四大”，那么“天”“地”“道”“王”将分别对应今天中国的新内容。

“天”，即指我们生活于21世纪、新时代。我们不是生活于古代，也不是生活于30年前，更不是想象中未来的某个时间节点，而是切切实实的当下。在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迎来了新的变化，任何拘泥于过去的观念或耽想，都是脱离现实而危险的。因此，习近平在谈到“国之大者”时，强调“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党中央正是基于对这种历史挑战与机遇的洞察，部署并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地”，中国国土广袤，各地物候、人情不同，相应的历史文化也丰富多元。同时，我国位处东亚以及汉字文化圈，这也决定着地缘政治格局。更为重要的是，当今世界处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并行的复杂形势中，身在其中的我们有着特殊的位置与处境。对于这些“大地”，不可不知。因此，习近平在谈到“国之大者”时指出，中国各地的山川自然资源是我们的生物基因库、生态屏障、民族祖脉、文化象征，我们应当好生态卫士，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同时强调，在面对当今全球复杂的经济政治局势时，要有大局意识，懂得谋全局者才能谋一域。

“道”，即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在谈及“国之大者”时，多次强调“最为重要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简而言之，即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自信。

“王”，对应领导全国人民谋发展的中国共产党。习近平说：“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在面对国家治理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时，牢记“国之大者”的突出表现在于“讲政治”，而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当然，习近平凝练的“国之大者”也对“国中有四大”进行了重大创新发展，在传统文化所强调的“以百姓心为心”的基础上，赋予“国之大者”最为彻底的人民性：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土地是人民的土地，道路是人民的道路，党是人民的党。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IC photo 图片编辑：邵竞

来源：作者：陈成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