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许听过这座私家园林的名字——书隐楼。建于清代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的它，历史上曾与宁波天一阁、湖州嘉业堂齐名，一起被列为清代“江南三大藏书楼”。但，你可能没有见过它的真容。它，深藏在上海闹市区的黄浦老城厢内，穿过曲折幽深的市井老弄堂，才能见到它紧锁的乌漆大门。这个夏天，耄耋老人郭俊椿在黄浦区第一征收事务所的邀请下回到书隐楼，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大门。映入眼帘的依旧是破落屋顶和残砖碎瓦，但郭老先生心里却怀着憧憬和希望。

不久前，上海市政府部门通过黄浦区乔家路地块旧改征收，将这座本属于私宅的上海市文物保护建筑产权收归国有，目的是为了由政府出面进行修缮保护。“再过几年，如果能看到它重焕新生，我们郭家所有人都会非常欣慰的。”郭老先生说。

郭氏六兄弟为原始产权人

和很多老城厢的弄堂一样，书隐楼所在的黄浦区天灯弄房屋老旧、环境逼仄。要不是77号门口立着一块“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硕大石牌，过路人很难留意，这扇与寻常房屋不太一样的大门里，藏着沪上仅存较为完整的大型清代建筑——书隐楼。

进得院内，四处蔓延的爬藤植物将破碎的屋顶、墙面掩盖，院子里杂草丛生，损坏的木家具、雕花的旧石板无序堆放在灰蒙蒙的厅堂里，看不出一家几代人曾在此居住的生机。这样的场面，一度让郭老先生心痛不已。

他告诉记者，他是郭氏六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从小在书隐楼长大。上海地面留存的文物建筑本就很少，这让原汁原味的书隐楼更加珍贵。他的哥哥郭俊纶曾经写过一篇名为《上海书隐楼》的文章，记录了他对书隐楼历史的考证。文中说：“书隐楼在上海县城东南隅，与明代名园日涉园东西相望，原为乾隆癸未（1763）榜眼沈初（1735-1799）所建宅第……日涉园为《四库全书》总纂官陆锡熊（1734-1792）宅。”

但也有资料将书隐楼记录为明末上海私家名园日涉园的一部分。那些资料认为，清初，江南陆氏家族的陆明允买下日涉园，将其中一座内殿春轩改建成藏书楼，取名“传经书屋”。待陆明允的曾孙陆锡熊进士及第后，请人从“传经书屋”和受赐的《淞南小隐图》名中各取一字，题名为书隐楼。

经历了几番易主后，1881年，书隐楼由郭家购得。郭老先生介绍，他的父亲曾和堂兄弟一同住在书隐楼里。1943年，父亲的堂兄弟搬走后，父亲将他们手中的书隐楼产权全部买下，将自己的六个儿子登记为产权人。1946年，郭家取得了由当时政府颁发的土地产权证，上面写了六个儿子的姓名。

黄浦区第一征收事务所征收总监张国樑告诉记者，书隐楼的产权确认手续齐全，这条分配方案就此延续下来。

继承人队伍日渐扩大，散居天涯

这样一座文化底蕴十足的祖宅，无疑是弥足珍贵的财富。为什么郭家人后来会陆续搬走？这座宅邸遭遇了什么？站在镂空格子窗前的老树下，郭老先生将往事娓娓道来。

书隐楼又被叫做“九十九间楼”，其实原有房间七十多间，共五进，院落空间的布置方式为上海典型的“绞圈房子”，结构形式为抬梁与穿斗混合式，占地面积达两千余平方米。建筑群的前三进呈花园式布置，有假山、池沼、轿厅、花厅等布局。四进是藏书的两层楼，五进为主人居住用，有两座“开”字格局的古典式走马楼，雕饰精美。

对于藏书楼来说，最要紧的当然是防火。因此，书隐楼拥有当年上海县城最高的围墙——高度三丈六（12米），墙体厚两尺（约60多厘米）。据说，那时上海县的城墙也只有二丈六（7.8米）高。大门上镶嵌的方砖也是防火用的。

冲击起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一直住在这里的郭老先生清楚地记得，书隐楼的许多厅、堂和房间一度被分给了外人居住，电表厂、针织厂、玩具厂等等多个工厂先后进驻，他们使用的地方，门、窗和地上的方砖都被敲掉了，受损很严重。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书隐楼周围又搭起了违建，造成房屋沉降，原本坚固的防火墙也裂开了。“我一直在此住到1995年，实在住不下去了，才搬出去租房子。”郭老先生说。

随着郭家六兄弟的开枝散叶，后代人口越来越多。在郭家子孙队伍日渐扩大的同时，各人也有了自己的人生选择。其中，一些后辈已移居美国、澳大利亚、芬兰等地。当房屋权利人的数量增长到21位时，“重聚”对于郭家人来讲已经十分奢侈——特别是在疫情期间。目前，原始产权人只剩郭老先生一个，另外20个都是继承人。

有人留守老宅，挡不住它老去

在郭家“大部队”陆续离开的同时，有一支血脉却留了下来，默默守护这座大宅。那就是郭氏六兄弟中的郭俊纶，以及他的女儿。

书隐楼在被征用、遭到破坏后，又根据政策，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归还给郭家人。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的郭俊纶，是上海历史建筑保护的先驱。松江唐经幢的修复设计、豫园得月楼的复原设计，他都倾注了心血。这样一位学者型专家，对于自己的祖宅，怎可能不用心？

郭俊纶在世时，为书隐楼撰写过一些研究型的文章，阐述书隐楼的木雕、砖雕的重要性，认为它们是上海绝无仅有的。

而他的女儿郭誉文一直住在书隐楼，为祖宅维持着人气，直到书隐楼被征收前。

虽然时时看护、勤于洒扫，但书隐楼老去的节奏，不是郭女士凭一己之力能拦住的。修缮老宅需花费巨资，而郭女士并没有这个经济能力。若是让产权人们一起商讨出资修缮，谁来承担、承担多少也无法达成一致。

有着250多年历史的书隐楼成为危楼，残破不堪、急需保护，成为有关部门和不少专家记挂在心的事实。因为是私有产权，文物部门无法拨款、亦不能主导修缮，只能做些小修小补。记者在现场看到，为了不让危楼塌下，整座楼是用几十根杉木撑着的。“已经塌掉过一片房间了，塌下来之后就成了空地。”张国樑说。

涉及21个产权人的复杂局面，成了书隐楼修缮保护的“拦路虎”。文保等部门曾提出垫资修缮的方案，相关款项等郭家出售房屋时归还，但未能得到所有人的同意。近年来，市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及文保专家都来这一带做过走访、调研，黄浦区也在调研后提出过初步设想，但都没能落实。归根结底，还是无法说服所有产权人都同意某一个保护方案。

“云沟通”确认21位权利人，授权4位代表签约

当同为江南著名藏书楼的宁波天一阁、湖州嘉业堂继续声名远扬，上海书隐楼的命运难道只能在风雨飘摇中病入膏肓？有专家觉得，先厘清产权再谈修缮，那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按照我国《文物保护法》，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所有人负责修缮、保养。产权人应依法承担修缮的法律义务。同时也规定，所有人不具备修缮能力，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帮助。但具体应该怎样帮助、程序如何，都没有详细规定。

就在书隐楼前途未卜之时，2019年，其所在的乔家路地块启动了旧改征收，书隐楼也被纳入了征收范围。这就意味着，政府这一次必须找到所有的产权人，让他们签字同意征收。如果成功，这将是书隐楼命运的重大转机。但对承担这项工作的黄浦区第一征收事务所来说，也是莫大的挑战。

张国樑告诉记者，根据测算，书隐楼的面积有1580平米。征收伊始，征收事务所持有的资料仅有标注使用人为“郭俊铨等”的房籍参考证明。郭俊铨是郭氏六兄弟中长兄的名字。在与住户郭女士沟通的过程中，他们了解了郭氏六兄弟的身份和郭家产权确权的背景情况。

之后，征收组一边对他们的历史户籍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一边从黄浦区房管部门的档案中反复查找资料，双管齐下，最终印证了原始产权人，发现他们大多已经过世，后代则是遍布全球。

为了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征收组必须要做大量的工作。“首先，我们取得了郭女士的信任。通过她，我们联系到了住在上海的几位在郭氏家族中有一定话语权的代表，其中就包括郭老先生。然后，在充分解释私房征收政策的前提下，做通他们的工作，最终和所有原始权利人的后代取得了联系。”张国樑说。

除原始产权人郭老先生外，20位继承人分布在全球各地，其中多人已经加入了外国国籍……恰逢疫情，身居海外的他们无法回国，只能与征收组远程联络。张国樑告诉记者：“为了取得充分的授权，我们分别和各方继承人进行了‘云沟通’，包括核对证件，由亲属确认身份等，并通过邮政方式取得了授权委托。”郭氏家族在文件中确认了21人为最终权利人，并汇总授权给包括郭老先生在内的4位代表，由他们代表整户家庭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并顺利腾空交房。

产权收归国有，期待重焕新生

至此，书隐楼的征收补偿完美落下帷幕。郭老先生告诉记者：“尽管之前对祖宅的处置方案意见不统一，但全家人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都希望这座祖宅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如果方案是要将老宅拆除，即便给予丰厚的补偿款项，我们这些人也不可能签字同意的。”

他强调：“当然，政府相关部门和各路专家为书隐楼的未来奔走多年，作为产权人，个中辛苦，我们都看在眼里，也相信政府一定会帮我们把这么有价值的老宅保留下来。”

由于不少产权人身居海外，对国内保护书隐楼的意愿和推进情况缺乏了解，张国樑和同事们在“云沟通”过程中向他们进行了详细说明。

为了解开他们的心结，他也动了感情：“我告诉他们，书隐楼的现状已经岌岌可危，再不出手保护，再过几十年，这片宅邸恐怕就变废墟了，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局面。这次征收，对书隐楼而言，就是一次命运的转折点。政府将产权收归国有后，就会对它进行及时的修缮保护，让这处历史建筑完整保留下来。只要它留住了，今后，你们就还能带着孩子回来看看。”

郭老先生说，正是这番肺腑之言，牵动了郭家人内心对于故园的情思，也为大家最终同意签字打下了基础。

今年春节前，郭家签署了交房备忘录。2021年3月，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完成后，书隐楼产权收归国有。今年年初，郭女士搬离后，书隐楼作为私家住宅的时代正式终结。

通过旧改征收契机，“救”下文物保护建筑，是黄浦在保护保留这篇大文章里写下的精彩一笔。在讲好每一栋建筑的历史故事同时，上海正在坚持长远眼光，延续城市文脉，更好将城市文化、历史底蕴嵌入焕新后的城市空间。

来源：周到